音乐教育历史的“全景观”呈现 ——《中外音乐教育史简编》读后
2020年 4月，冯效刚、王铮主编的《中外音乐教育史简编》（以下称《简编》）【1】由苏州大学出版社付梓发行。细读之后，发现《简编》并不简，不厚的书稿中蕴含着很多有意义的探讨。
众所周知，自 1960 年代以来国内已经出现了不少音乐教育史类书籍，如舒新城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资料》（1961、1980）、吴钊等的《中国音乐教育史略》（1993）、修海林的 《中国古代音乐教育》（1997）、马东风的《音乐教育史研究》（2001）、马达的《20 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2002）、孙继楠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 年 1840—2000 (增订本)》（2004）、徐科锐的《贺绿汀与 20 世纪中国音乐教育研究》（2017）、褚灏等的《中国音乐教育简史》（2019）等。上述几本著述基本勾勒了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史治学概貌，为我们构建了音乐教育史知识框架。总体上，之前的研究多为中国视域和断代史写法，缺乏音乐教育通史的编撰视角。相较之，《简编》最大特点是全视角思维的“全景观”（古今中外）呈现，具体表现在三个视角：历史视角、中西视角和未来视角。鲜明的学术理想，以及对音乐教育学的思考在书中得到了体现。
一、历史视角
毋庸置疑，历史是学问的基础，一切研究的开始乃至全过程都离不开历史意识，于润洋先生所言音乐学分析要有历史感的重要意涵就在于此。音乐教育史作为一门与历史学交叉的音乐学分支学科更不在话下，其研究思路与方法都得益于一般史学。《简编》也是如此，其写作的历史视角既有音乐教育史书的共性又有自身特点，概括有三：一是关键词式书写，即以关键词切入音乐教育的历史叙事；二是历史中的历史，即在古代音乐教育史上做史前史的考察；三是历史比较范式，即通过音乐教育发展的中西并置来书写历史。
首先，关键词式书写。《简编》通过关键词形式切入漫长的中国音乐教育历史，以避免冗长叙述，从而达到简明扼要的表达。譬如该书用整章篇幅梳理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从“官学”与“私学”两大范畴入手，既全面概括了从先秦到清末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基本样貌，又突出了其发展的主脉。众所周知，官学与私学是中国古代教育两大路径，如中国最早学校教育的虞舜之“庠”、包括夏之“序”，就内分国老之学和庶民之学【2】，此后虽然有商之瞽宗、周之萘宫，乃至汉之后的历代太学，但在官学之下始终有私学存在，尤其官学衰而私学兴的春秋以降，官私二学共同构筑了中国音乐教育全部历史。因此，官、私之学是中国古代教育最宏观、最准确的概括。该著立足于此进行梳理，思路清晰，但意犹未尽地是书中史料略显单薄，由此其中一些观点值得探讨，如官学衰退【3】和文人琴学兴盛是两晋音乐教育特点以及女乐发展使得音乐教育趋向私学性【4】等需要深入考证。
其次，历史中的历史。该著将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史往前延伸，力求探测未明的上古乃至远古时期之萌芽，体现出历史中的历史思维。譬如绪论一改研究缘起、现状的一般写法，专章探讨中国音乐教育源头问题，虽然前人也有类似做法，但仍体现出可贵的学术勇气。其结论虽值得探讨但观点明确，如音乐教育基本条件（原始人群）、起源（生产劳动）、内容（生产生活、宗教祭祀）等。显然，作者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用劳动说来理解音乐教育的发生与发展，其论证正确与否且不说【5】，仅这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就值得肯定。发生学是艰涩学问，一般人不愿触及。《简编》之举令人钦佩，同时表明发生学是我们学科的薄弱领域。
再次，历史比较意识。诚然，中国学者撰写的音乐教育史兼顾中西者不多。《简编》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中西历史比较意识，而且这种比较更注重西方音乐教育史，该书用“西方音乐教育的早期发展”“西方音乐教育的近代转型”和“欧美音乐教育步入现代轨道”等三章篇幅专论西方历史。有别于一般性材料梳理，《简编》的西方音乐教育史体现出观点性，如三个时期划分及其特征，即早期发展、近代转型和步入现代，既是分期又体现特征，尤其作者将注意力放在时期间的转变上，有较深的学术意义。此外，该书的西方音乐教育史研究带有明显的教育学学科思维，这一点值得学习。在笔者看来，国内音乐教育史著作的教育学眼光和理论方法相对薄弱，这可能与作者大多是音乐学背景有关，但问题是研究本身的教育学思维不足。
二、中西视角
若言历史比较是内容层面的，那么此处所言的中西视角则是方法意义的。认识事物基本方式是观察，而观察的基本方法是比较，弗兰西斯·培根说的“人全部认知就是自然观察且仅此而已”【6】的道理就在于此。中国音乐学包括音乐教育史研究的中西视角并非鲜见，但相关著述不多。不同一般的是，《简编》的视角是统观中西的比较研究，试图通过中西音乐教育比较来澄清和补充相关知识领域。该书在秉持中国立场的同时将眼光投向国际并览观以西方为主体的国外音乐教育，这对于中国音乐教育研究不无裨益。
首先，《简编》体现出中国立场的西方视野。从篇幅看，该书除第一章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第二、三、四章均是西方音乐教育史内容，通过三章三个主题即早期、近代和现代来详细介绍西方音乐教育历史发展，而且第五章即世界当代音乐教育也是以西方音乐教育观念、学科形态、教学法与多元化发展等为内容。以上四章占去整书多半。从写作方式看，该书起笔于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止笔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体现了编撰的中国立场，而在这首尾之间四章恰好全是西方音乐教育内容，从形式上表露出西方视野。某种程度上说，《简编》名为中西方音乐教育史，实则是侧重西方的双重研究。
诚然，中国学者之作自然站在中国立场，用中国人的观念来认识西方音乐教育，这体现出中国学术的一种精神内涵和表现方式。学术作为文化的核心力量，需要中国学术包括“中国的西方学术”的出现。这种学术是改变近代以来的西方视野，代之以中国视野的西方学术。《简编》所体现的就是这种中国学术，梳理和总结西方音乐教育历史脉络即弄清楚西方是怎么回事。更深层面看，这种做法影射出一种治学之道，即以“中”释“西”【7】，或言西方音乐教育史研究的中国视野。由此延伸开去，笔者认为音乐教育史研究一方面要洞察西方音乐教育的历史，一方面要用我们的眼光和观念来解读西方音乐教育的实质。质言之，重构西方并中国化，是当代学术同仁的重要使命。
其次，《简编》的中西视角彰显了中西比较的视域融合。作为哲学解释学重要概念， “视域融合”本意是探讨人的认知本质。用伽达默尔的话说即认为“人的认知不是孤立的自在的视域，理解活动总是被设定为在自身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8】。本文所谓视域融合基于此意，但借用其概念指涉《简编》在中西方音乐教育史的写作视域之融合。统观全书，《简编》内容结构恰似“鱼”的简笔形，即头尾两端为“中国史”，中间肚子是“西方史”，而且“二史”不是生硬堆砌，而是具有联系的贯通式写作。譬如，从西方音乐教育的古代、近代与现代梳理之后进入当代世界音乐教育的格局判断，其中第五章在全球化、多元化的观念阐述中进入第六章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探讨。这种内容衔接本身就体现了写作方式的视域融合，即世界视域和中国视域的融合。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源于西方，二者在历史中实为受容关系，在比较中融合。从第三方角度看，这既是中西两种教育体制乃至两种文化的比较与融合，从本文来说也是中西音乐教育历史的视域融合。如第六章即 20 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初始起笔，即学校音乐教育的产生与初起，以及早期音乐教育的观念与形态等，在历史中正是西方现代音乐教育进入和融入中国音乐教育的过程。此外，该书结语部分也体现了这种视域融合，即中西统合起来探讨新世纪音乐教育走向。
三、未来视角
据笔者目力所及，未来研究进而说未来学很少被学界关注，中国音乐教育未来研究几乎是空白领域。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研究需要面向未来的探讨或前见。毋庸置疑，人类及其社会都是在时间维度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过去、现在与未来是我们所处时空轴线的一体三段，从研究角度说，既然有历史研究、现实研究，为何没有未来研究呢？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需要我们深思。可贵的是，《简编》在这方面做出了示范，即在中外音乐教育历史认知之后将目光投向未来，体现出了音乐教育史研究的未来视角。
譬如该书结语探讨音乐教育现在与未来的六方面即六个维度，涉及学科研究、教学法、学习法、课程改革与未来目标等，具有前瞻性。首先，该书提纲挈领地点出新世纪音乐教育主体发展状态与特征，如学科研究的“跨学科”特征，新学习理论和教学法，以及国家课改等。其中，前者显然以美国音乐教育为主线，后者是以中国音乐教育为内容，体现了大视野和长远思维。其中虽然很多理论都是大家熟知的，如莫扎特效应、曼哈顿维尔项目、戈登理论等，但也不乏鲜为人知的理论，如简单音乐教学、老板学校方法等。要强调的是，《简编》有意识地将学习理论与教法理论分开讲述，很具意义。本质地说，教法即学法。虽然我们已经在认识上明确这一点，但潜意识里仍然关注前者而非后者。该书能突出音乐学习理论难能可贵，虽然其中大多我们已然知晓。
其次，《简编》关注到新世纪以来中国音乐教育最大意义的课程改革。从整个近现代史看，以课程方式进行国家教育改革是新世纪之举。从学术角度说，课程改革是中国音乐教育当代以及未来重要问题，其中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从编撰来看，该书关切并提出中国音教育面临的挑战与任务，体现了未来的前瞻性，如音乐教育学科设置、教师教育与音乐学理论专业差异及其调整，以及完善
音乐教师教育培养体系等。从音乐教育学角度看，我们面临诸多问题，如学科地位与专业定位问题、音乐教育与音乐学的专业差异问题，教学与科研的转化问题等【9】，都是真实存在而未有很好解决的深刻问题。
面向未来，我们要深刻认识全球化与信息化下的未来音乐教育课程与教学方式，未来音乐教育形态与学校音乐教育体制等问题。教学层面，过去 50年占主导地位的三种基本教育模式即传授式、学生中心式和促进式【10】已经被我们有意识地接受与应用，但这三种模式在未来可能要重构，教学的学生化将与数字化和全球化相融合，形成新模式。课程层面，未来音乐教育框架肯定要打破封闭的现代范式，走向开放的后现代范式即多尔说的“舞蹈型课程”【11】。教育层面，当下所谓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体制是传统的甚至陈旧的。现代教育体制本质是现代化的产物，如此它必然包含并反映出现代性中的弊端。从这意义出发，未来学校音乐教育需要新体制与其匹配，它必然走向全面的学习为中心。当然它是基于今天体制的优化还是重构新体制就是未来之事了。
结 语
《简编》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音乐教育史著作中难得的新作，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这种“全景观”呈现。这种全景观、全视角的编撰思维首先得益于主编的知识观和学术观以及所有参与者的集体智慧。
回顾新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即以 1961 年舒新城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资料》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前阶段，以 1995 年“学校艺术教育研究丛书”为代表的跨世纪阶段以及本世纪以来诸学争鸣的新时代阶段。这六十年历程好书不少，但新作《简编》仍在其中显示出独特气质，虽不敢说别开生面，至少说是近来同类著作代表。真理始于忧虑，中国音乐教育的未来取决于今天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如果说教育即文化，那么教育危机即文化危机，而文化危机的中心是价值危机，本质解决这一危机不能靠经济改革而最终只能依靠人的心灵革命。笔者所提的音乐教育危机与挑战【12】主张的真理性且不论，其思想的真实性才是我们关切的重点。
现实来看，中国音乐教育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如教育品格的提高，教育观念的解放，教育文化使命的建立等。【13】从当下看，中国音乐教育学研究的不足是缺乏大视野和未来观。其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问题的确存在。如果教育包含原理（思想）、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三个层面，那么教材联通上下而发挥实质作用。的确，王安国先生指出的中国音乐教育改革六大问题至今都在解决当中，而笔者认为所有问题解决的着力点之一就是教材建设。作为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简编》应运而生、应时而生，我们期待该书能发挥应有价值，为中国音乐教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贡献。
本文作者简介：
陈孝余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王 琼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2018 级博士研究生